我修了二十几个学位，其中七个是北大的，为了什么？| 三明治
作者｜魏然
编辑｜恕行
第一次被发现修学分特别多，是在临近本科毕业的时候。
一个同学来宿舍找我，说本院的教务老师喊我去一趟办公室。临近毕业被教务找，通常没什么好事。我风驰电掣般赶去，进门好久气才喘匀。教务表示在打印成绩单的时候，发现别人的是1张，我的打到第3张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开始他们以为是打印机坏了，停下来才发现我修读的课程达到了恐怖的数量。他们喊我来只是想知道，我是怎么不通过教务，就能选课超出学分数规定上限的。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你们的选课系统存在漏洞”这件事委婉地表达出来。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件事似乎并不平凡，也没有共情于他们的好奇，把这作为一个有趣的谈资。
因为没有人像我一样，可以让思绪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保送北大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至少意味着可以在高考的时候目送同学入场，然后在大家疯狂答卷的时候，手持刚刚领到的录取通知书，在学校门口拍照。但于我而言，生物竞赛保送到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就如同武状元要上任做文官，表面的风光背后，隐隐昭示着一条很难的路。这让我还未曾体会本该拥有的狂喜，便无缝衔接到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之中。
于是高考结束后，我依然在做一个同龄人中的“逆行者”。进入大学前的暑假，我报了辅导班，学习英语和高数。学校新生论坛里有着种种话题，关于大学新鲜事的讨论、恋爱的憧憬、报到时准备东西的拿捏不定，也有学长对入学后艰难的语焉不详，和新生对英语分级考试的惴惴不安。我每每只是匆匆浏览，不知道是自己是在畏惧压力，还是创造出更多压力。和我妈一起坐火车从哈尔滨去北京报到，她早早去上铺睡了，我在下铺准备着两天后的大学英语分级考试，在硬卧车厢的小桌上做题到深夜。在入住宿舍后的第一个晚上，宿舍里四位同学也仅仅是简单寒暄，便默默投入了各自的复习中。
英语分级考试是入学后的第一道关。要根据一场统一考试的分数，将学生分为四个等级——三级、二级、一级和ABC级，分别对应需要上一到四个学期的英语基础课程。其中ABC级顾名思义，是从头学起，专门针对此前只学习了小语种，以及成绩实在太差的同学。不同级别上多少课倒还其次，这无疑是入学后对自己所处位置的第一次真刀真枪的衡量，对自信心的影响极大。因此，大家都很重视，逛校园之类的小清新都退居幕后了。
英语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分级考试结果出来后，我位于一级，仅仅比ABC级好一点。虽然我有心理准备，还是有点失望。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与英语相比，专业课的学习将是如何惨烈的一段旅程。
不晓得编程是不是特别需要天赋——我希望是特别需要，这样我就能仅仅用天赋不足来解释自己在编程上遇到的困境。也许和这所学校外的绝大多数人比，我学得还算不错，但当看到自己奋力两天搞不定的代码，求助下铺信息竞赛保送的同学，便在五分钟内解决时，还是有点绝望。况且他还是在看程序的时候鼠标和键盘都不碰，只根据屏幕上即时显示的信息，便判断出远在屏幕显示之外的地方出现了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我身边同学的上限。在他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同样的试卷也会有人得到满分。数学、物理、程序、算法……像云雾一样袭来，将我包裹，喘不过气。期末考试之后，踏着白雪走过未名湖，博雅塔的倒影在冰面上斑驳一片，我感到一丝陌生与凉意。
在大学的第二个学期，经过每天学习到凌晨4点20，日出后方才歇息的一段时光，情况依然没有明显的变化。我渐渐意识到，这种差距不是努力所能弥补的。
我想过转学院，但院系间的壁垒让这件事从纸面上就颇有难度，更不用说转系后需要降一级的操作了。对于小学升初中尚且着急跳了一年的我来说，这是彼时难以接受的代价。况且，常规的专业方向选择尚还保有一丝希望。
我所在的学院第一年不分专业，大一结束时根据兴趣选择具体的系进行后三年的学习。擅长编程的人一般选择计算机系，擅长物理的人一般选择电子系或微电子系，余下既不擅长编程，也不擅长物理的人，比如我，则选择了当时刚刚开设、第一次招生的智能科学系。它的招生宣传片由无数科幻电影片段剪辑而成，狂拽炫酷，暗暗吸引了我。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其它几个专业于我显然已是举步维艰，慌乱中抓住一根稻草，也许能逃出生天。
然而稻草很快断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智能科学系，这个听上去科技感十足的专业是如此地陌生，让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但我又属于哪里呢？这种归属感的迷失有时让我困惑。同样让我困惑的是接踵而至的专业课程，每一个新出现的难关都在刷新我对难度认知的界限。它们让我本就不多的信心瓦解，并让我看到一种哪怕尽自己所能，也无法抵及的境界。
我知道，自己也许可以继续在这个专业挣扎下去，哪怕跌跌撞撞及格的水平大抵也能在社会上所向披靡，但在校园里，在这个专业当中，面对着形形色色专业课的蹂躏，自己无疑是失败的，而且看不到有改变的可能。
怎么办？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不甘心让日子这么艰难地度过，但好像生活的一切都在一条既定的河流中被裹挟着前进，我无力逆水行舟，又挣扎不到岸边，只能随波逐流。我也知道，类似境遇的人也许还有很多，但眼前是一片黑暗和死寂，无数我解不出的问题结成一张大网，让我听不见周围的人，看不见周围的世界。
刚好那段时间，北大“流行”自杀，印象中在仅仅一年里，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就有7个人。因为自杀大抵不会在寒暑假发生，所以在学期中间，主观感觉就是每月一个。上着课，写着作业，身边的同学就没了，然后继续上课、写作业。
和社会新闻中一边倒地批判自杀者“傻”和“不负责任”不同，在学校里，大家多少持理解态度。如果活着就是痛苦，那么大概死亡确实是解脱。尽管这种普遍的理解态度已经相当惊人。能进入到这所大学的人都不简单，真正心理脆弱的人是迈不过那道门槛的。一定是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才能让这些不简单的人崩溃。
在北大，入学不易，但被退学却相对容易。一门课挂科后没有补考，只有重修，重修再挂，这一门课就会导致退学；四年累计挂科5门或15学分会退学；某学期超过60%的学分挂科会退学；任何形式的考试抄袭，甚至包括某些课程的论文、作业抄袭，也会退学……在我入学的当年，我所在的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毕业率仅有不到90%。被退学的同学，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重新参加高考，就当一切从未发生，不愿意的话，就将以高中学历走入社会。许多人可能是所在县、市自建国以来第一个入学北大的，县委书记敲锣打鼓亲自相送，曾经何等风光。而今落魄归去，这一巨大落差让很多人难以承受。
我没有落差，一点都没有。在得知被这个专业录取的第一分钟，我就大抵知道会面临怎样可怕的境遇，并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行动的准备，却依然无法幸免，无力感更加强烈。
大学二年级的深秋，爸妈去大连看房，路过北京，顺道来看我。我们在家乐福地下门口的一家小店里吃东西，坐在店里仅有的一张能坐三个人的小圆桌上。点的菜里有一盘盐水肝，切成片状，排列整齐。我一片一片默默吃着，很慢。我的眼泪下来了。我和爸妈说，我不想活了。
他们当时的表现看起来很轻松，我知道大概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不想激化我的情绪。后来我爸委托他的一个朋友来请我吃饭，和我聊聊，看看此后是不是需要心理上的帮助。
爸爸的朋友聊的话题都是关于如何把专业课学得更好一些，但那时的我只想逃离。与此同时，另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清晰起来——这件事大概只能靠自己解决。
一个人双目盲了，可能听力会慢慢变得很敏锐，这在生物学中有个术语，叫做代偿。我在专业课上的落寞，似乎也启动了这样一种现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被忽视的生活吸引了自己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我同专业课的纠缠依然在继续，但与通选课的联结也在增长。通选课对初学者更加友好有趣，涉及到的领域也更加开阔。虽然之前我也上过通选课，但更多是从学分、成绩的角度来进行选择，将它作为自己整体学业大厦的一些装饰。而此时，我想上那些课，不为别的，只为喜欢。
于是，几门通选课被我试探性地加入到新学期的课程列表中，它们的课程的名字听上去就会令我心中微微一动。我饶有兴味地投身其中，努力学习这些和专业看似毫无关系的领域，比如社会心理学、环境生态学和地球历史概要。
地球历史概要是通选课里很普通的一门，讲述地球的形成、演化，以及地质相关的知识。
期中时，课程安排了一次外出挖化石的活动。那是个很晒的周六，大巴车将我们拉到北京西边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地点的山上。在沿途带大家认识了一些地质现象和岩石构造后，我们停在了一片化石采集场。周围满是破碎的沉积岩，同学们每人被发了一只锤子，自行选择感觉内部含有化石的岩石，猛砸便是。不时，一些化石从片状解离的岩石中显现出来。
我将书包大小的薄石板在地面侧立起来，抡起锤子，砸石板的侧面。薄石板是沉积岩，侧面看有点像千层饼，即便碎裂，也是碎成更薄的片。锤子是最廉价的地质锤，一点减震的效果都没有，砸上去经常石头没咋地，手震得发麻。但石头里可能有东西的兴奋让我根本顾不上手的疼痛，不断地用力敲击，试图打开这个埋藏了亿万年的盲盒。一旦发现石头表面出了裂缝，便更有了力气，但又要小心受力的角度，免得把薄石板从中间折断。整个世界都隐去了，只剩下一人、一锤、一石。
终于，石头裂成两半，或者说是两个更薄的片。在两半石片打开的刹那，一株看上去非常弱小的植物出现在眼前，似手指般长，松针般的枝叶十分纤细，但也足够清晰。那其实不是植物本身，而是植物在岩层中留下的压痕。我们所处的地层年代大约在4亿年左右，那时陆地上还没有动物，因此发现的化石只是几种不同形状的叶片，准确说，当时连“叶子”这种东西也还进化的不成熟，这只是叶子的雏形罢了。
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实在砸不出的同学也在老师悄悄推荐的石块中有所斩获。那是我第一次爬野山，第一次挖化石，似乎也是大学以来第一次参加课程附带的实践活动。
返程的路上，背包里装满了石头，那是自己亲手发现的化石中最精美的部分。我突然意识到世界的广大。何必纠缠在本专业之中，与空物之阵日复一日地搏战，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
我的学业，乃至整个生活，就在化石采集场里锤子的敲击声中，悄然迎来了转折。
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把一些专业课退掉，换成了通选课——逻辑导论，艺术概论，太空探索，香港澳门概论，中国电影史，世界遗产，运动、营养与减肥，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巴西文化，变态心理学，素描，油画，象棋，国际象棋，围棋，日本文化艺术，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体育新闻专题，医学发展概论，台湾文学，教育社会学，地史中的生命，人类生物学，板块构造与地震，普通生物学，全球变化及其对策，医学史，营养与疾病，中医入门，成年期疾病早期预防，电影与心理，中国当代外交热点问题，中日文化交流史，电影中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电视节目制作与策划，博物学导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广告学概论，二战以来影视中的两岸关系，晚清对外关系的历史与人物……这些灿若群星的名字，每一个都承载了一段往事。我记得那些课堂的样子，记得在课堂上认识的同学，几乎每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记得许许多多的作业和考题，记得有趣的课程片段与实践经历。它们历历在目，清晰无比，时隔多年依然如初见般冲击着我的心。
我渐渐不满足于通选课，开始大胆尝试选修其他院系的专业课——艺术学院的好莱坞电影叙事、心理学系的普通心理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海外华侨与华人社会……每学期的学分有上限，但我想上的课太多了，于是在课选满后又开始旁听——临床医学院的人体解剖学、中文系的金庸小说研究、体育教研室的桥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世界电影史……我不断地选课、上课，拓展稚嫩的认知边界，奢侈地大嚼人类文明的成果，然后继续选课、上课。如果大学没有年限，我能永远持续下去，直到太阳变成红巨星。那时可能会太热，带有室外活动部分的课程大抵会受到影响。我仿佛是一个极端饥渴的人，历经两年的磨难与挣扎后，才发现美食其实就在身边。
博物学导论的期末考试是辨认一百种植物，校园中随处可见的花花草草由此冲进我的视野；逻辑导论又让花花草草瞬间褪去，将繁杂的生活琐事变成理性的逻辑符号。世界遗产的大作业要抽签写一个世界遗产的综述，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抽中了位于以色列的马萨达宫殿遗址，那里极度冷门，当时只有英文网页可以查阅，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我特意选了人类生物学课程，重温自己年少时竞赛的风光，超难的期中考试，我的分数差不多是相邻座位两人之和。文学、电影、中国的、世界的、现代的、当代的、文化的、商业的……我将不同学科扔进了头脑中，它们在震荡，在汇聚，最终结晶成一种极端复杂、不可名状的结构。
我依然是那个专业课学不好的人，但又已经不再是那个专业课学不好的人。
为了选课，我无所不用其极。在选课时，由于好的课程往往喜欢的人也多，就需要一种选人机制。系统会给每个选课的同学提供总共100个意愿点，可以自行分配在自己想选的多门课程中。选某门课的同学根据意愿点排名，对应着不同的抽签概率，最终抽选出课程名单，被淘汰的同学只能等着后期捡漏，或者另择他课。
我从数学和算法上仔细研究了投点功能的排名及抽选方式，设计了一套不同选课战略下分配意愿点的方法，此后一直保持着极高的中选率。在同学的提示和帮助下，我努力挖掘选课系统的漏洞，并利用漏洞，在每学期的学分上限之上，再多选一门课。我甚至将这些选课经验连同关于许多具体课堂的体会一起，写成了论文式的《通选课选课学概论》，长达上万字，发在学校BBS后，被几十个版面同时转载。
与此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开始关注社团活动，以萌新的身份加入了一个个新社团，和身边大一大二的同学们一起开心办活动。爱心社、整体健康协会、《北大青年》报社，都是那前后加入的，再加上原本就身处的天文协会和科幻协会，社团生活丰富异常。
爱心社是一个有着大约十个部组、每周几十个活动、每期新社员上千人的庞大组织。我加入了其中的手语分社，在里面系统学习了手语，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同声传译的水平。我们一起做活动，一起参加演出，一起自习、唱歌，一起去未名湖湖心岛的石舫上吃西瓜、看星星，全然不顾石舫其实是个文物。这时的未名湖是有温度的，春天有嫩绿发芽的柳枝，夏天有斑斓的花，秋天有吹皱湖水的风，冬天有时博雅塔会亮灯，在冰面上映出温暖的光影。后来我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大多数都来自这个爱心社手语分社。
除了社团，我还热情地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别人参加活动是从BBS上校园热点的列表中找自己感兴趣的，我则是从这个列表中排除掉时间冲突的，其他统统尝试申请。每天从睁眼到闭眼排得满满的，连周末都常常按分钟排日程。光是志愿服务就参与了100多项、3000多小时。北京奥运会、短道速滑世界杯、世界田径锦标赛、北大110周年校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国庆60周年、青年台胞夏令营和冬令营……通过志愿者的方式，我有幸亲身参与这些大事，生活愈发立体起来。
原来只觉恐怖的专业课似乎也有所改观。鉴于教学计划的基本学分要求，我陆续把之前退掉的专业课选了回来。可能是看过大千世界，回过头再审视它们，虽依然不喜，但多了几分亲切和熟悉之感。我携通选课之余威，不算太费力地将专业课们送过及格线。遥想当年之困境，不免唏嘘。
2008年12月31日的夜里，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里灯火通明。在跨年晚会的舞台上，我接过了副校长颁发的“北大学子年度之星”奖杯，这是当时北大授予在读学生的最高嘉奖。我是10名获奖者中唯一一个主要因志愿服务得奖的。
得奖的时候，在台上的聚光灯下，我的身体疼痛着。年底活动很多，我因为不同的活动上了好几次舞台，心脏只要一动就会疼。过几天完成了期末考试，我去看病。医生说，如果我是50岁的话，是典型的心绞痛症状，但当时仅仅20出头，应该就是太累了。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
从那开始，我了解到了自己身体的界限，才不再永远做加法，而是在极限以下尽情折腾，在靠近极限时候及时停止。
就这样，我从本科走入了研究生。因为研究生是保送的，所以这中间的过渡几乎感觉不到，只在院系教务和学校教务制作本科成绩单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麻烦。
学校教务负责制作双语成绩单。我拿到的成绩单有两页，A3的大纸第一页上有一百多门课，字体极小，没有行距，连页边距都没了，但第二页上只有一门。
我心中大奇，询问这个神奇的排版是怎么形成的。被告知从来没有人会排版出第二页，他们很自然想把所有课程调整在一页里，但失败了。此时教务已经尝试了很久，身心俱疲，便懒得再平衡两页的内容，只留下了黑压压的第一页和孤零零一门课的第二页。
研究生也有英语入学考试，我直接没有参加，以零分成绩进入了低级别的班级。备战和参加那样一个无趣的考试，有点浪费时间。我继续选课、上课、参加社团、参加活动，生活在一个永远繁花似锦的世界里。
在研究生阶段，学校不再设置通选课。这难不倒我，拿其他专业的专业课当成我的通选课就行了——出版营销专题研究、中国美术史专题、北大评案法律思维、当代文化艺术专题、当代小说与电影、地质学史与地质哲学、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高校学生事务管理、古生物学研究方法、管理学专题研究、汉语国际推广专题、环境科学春/秋季讲座、IT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经济改革与发展专题、历史地理学专题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生命科学的新思考、史前生命专题、视觉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视听语言、说服学、台港澳专题研究、网球、台球、体育舞蹈、图书馆学研究前沿讲座、新媒体与社会、新世纪文学研究、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新闻与传播专家论坛、研究生科学精神与学科素养、植物的演化、中国国情专题、中华文化与传播、咨询理论与实务……我疯狂地汲取北大赋予的优渥资源，将其瞬间榨干，再咬向下一个。
在我面前，空间也在拓展。我多次参加了爱心社和学校团委的支教项目，足迹经过13个市县，教过的孩子超过5000人。在学校的操场上，我看过大理的云海，看过天边的华山。借助暑期实践，我看过蓝天下的珠峰，看过青海湖的倒影。我随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一起访学日本，为当地企业出谋划策，在秋叶原打开二次元的大门；我和法学院的同学一起代表中国，赴印尼参加“亚洲法律学生联盟大会”，我临危受命，用两小时熟悉了一份ppt，在没有其他中国人的会场，顶替原本的报告人做了一个关于海外非法劳工保护之法理的英文学术演讲；我报名了赴美的短期访学，在东海岸的哥伦比亚大学聆听传媒的课程，在西海岸的格里菲斯天文台看夕阳。
然后回到美丽的燕园，继续选课、上课。
最终离校的时候，我大概选了27个院系所的超过400学分课程，超出了毕业要求的两倍，这里面并不包含许多仅仅是旁听的课程。
“既然不能做成绩最好的人，那就做学分最多的人吧。”我已忘了这是什么时候冒出的想法，但它成真了。
这并不是终点。我用离校，而不是毕业来描述它。因为我依然会在每年付学费，继续修读学校的暑期课程。
暑期课程顾名思义，开在暑假期间，部分课程向校外人员开放，审核资料通过后，按学分交钱即可。暑期学校有时间和学分的限制，选课时要等在校生先选好才能挑剩下的，我没法再发现神秘的漏洞。但即便是疫情期间，我也在积极参加课程，仿佛是持续多年的盛宴过后，继续幸福地舔盘子。平日有时间，我也会继续旁听很多课程，有的甚至听过不止一次，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然而在离开学校后，散装的课程终究难以成为刺激自己神经的主要力量。我一边寻找着继续读博士的机会，一边开启了自己的学历大幕。
其实，除了本硕的主修专业“智能科学”之外，前两个额外的学历都是在校期间完成的。
我的第一个双学位是心理学，它的到来有点偶然。校内双学位通常接受大一和大二的同学报名。我原本在大二结束时想报名艺术双学位，但偏偏那一年的艺术双学位设置了三年的教学计划，只招大一报名的同学，只好另择他处。刚好宿舍有人选择了心理学，我觉得挺有意思，便加入了。
我对主修专业有多疏远，就对双学位有多亲近。我一边选双学位的课，一边旁听心理学系的同名课，不单享受双份的快乐，更是接受了系统的科班教育。还记得普通心理学的教材是《心理学与生活》，一本翻译过来的经典教材，有六七百页厚。那学期的期末考试，它是最后一门。备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居然没有什么可复习的——那本书里所有的概念和案例，我全都烂熟于心，已经成为了头脑中的常识。考前一晚，我的大部分时间在帮助解答同学的问题——许多心理学名词如果不熟悉，甚至定位在哪一章都困难，而我不需要翻书。
第二个双学位是经济学。学校只允许在校生修一个双学位，同时，经济双学位是唯一一个接收校外人员就读的双学位项目。为了获得第二个双学位，我以校外素人的身份报名参加了极其严苛的入学考试。备考期间，每晚教室关门后，我就去学校门口的麦当劳继续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以致几年后走进那家店，还能清楚记得自己在哪张桌子做微积分，在哪张桌子做线性代数。为了备考四级难度但是题量翻倍的英语，我把当时书店里几乎所有的成套四级模拟题买来，前后做了近百套。
成绩出来，我如愿进入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原理课的老师是副校长海闻，他平时在深圳研究生院工作，每个周五飞到北京，在周六日的晚上上课，周一再飞回去。原本晚上九点结束的课堂，最晚曾持续到10点半。同学们不管几点，只要课程还在继续，便无人离开。还记得毕业典礼上林毅夫老师的讲话：“世界上只要还有人在贫穷，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只要还有人在经历苦难，就是我们自己在经历苦难。这是北大人的胸怀，也是北大人的庄严承诺。”经过经济双学位的洗礼，虽然不足以发家致富，但看到经济新闻、面对社会问题，我的思想和视野已经完全不同了。
至此，我在数量上，已经把北大能读的双学位读尽了。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接过接力棒，在离校之后将我的修学之路延续下去。中国的高等教育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参加正常高考的普通全日制、参加成人高考的成人教育、通过网络远程教学的网络教育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是其中的一类。它的形式大抵是凭借自学完成专业计划内十几门课的考试，然后写毕业论文参加答辩，满足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学历和学位。
实际上，距离毕业还有几年的时候，我便注册了第一个自考专业人力资源管理，由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授予最终的学位。我是在一次志愿活动时候和别的志愿者了解到的这个，那时想法很单纯，如果多搞几个学位，应该是很酷很有意思的事吧。
那时我对自考还很陌生，小心地报了一门，考前买了些练习卷，认真学习了五天。赶到考点的时候天有些阴，空中还飘着零星的雪花，考点学校门口拉着自考的大红横幅，操场上黑压压都是人，大都是年轻的面孔，也有老者。大家或站或坐，盯着手中书本或资料的状态出奇一致。我原以为考前忙活很羞耻，见到如此场景便放下心来，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在地上垫着书包随意坐了，拿出书本做最后的突击。
考场里，一切都很新鲜，虽然我曾经选课等身，但对于这个考试毕竟还是萌新，不知道要用黑笔答题，签字笔和橡皮都是临时向监考老师借的。一边给手呵气取暖一边埋头写字，抬头才发现大家都已交卷，考场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出成绩那天夜里，和其他考生一起在网上“守岁”，零点到来，高分通过。
而后，我一发不可收拾。从一次报一科，到两科，四科，六科，八科，最多的一次笔试和实践课加起来报考了25科，专业也从最初的人力资源，扩展到汉语言文学，到广播电视编导、英语、金融管理……时至今日，我已经毕业了十几个自考专业，还有十几个依然在路上。
自考于我而言，并不存在学历上的提升和助力。我从中获得的东西，也并非简单的学历本身，而是一些难以替代的经历与专注。这种纯粹的考试与在校时的缜密学业不同，更多是考前的应试突击。我会在考试前夜两点睡，六点起，乃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然后在奔赴考场的路上，一边骑车，一边背放在车筐里的复习材料。我会竭尽所能，努力到考场允许进入的最后时刻。
我很享受考前一夜的时光，脑袋里的每个细胞都被强行临时塞满了那个学科的内容，所有的杂念仿佛会自动隐去，留下一个单纯的世界。一本教材代表着一个新的领域，就像一扇门；我走进去，就像走进一个博物馆。虽然开放时间有限，我依然努力走遍每个角落。
考场外，四月春来乍暖，大风伴着沙尘，吹得人站不住，我会躲在避风的墙角，甚至抱着柱子继续看书；十月秋色静美，坐在考场门口的人行道边沿备考，金黄淡红的落叶在我的脚边随风轻动。我喜欢欣赏写得满满当当整整齐齐的答题卡，喜欢做完一道大题后透过教室的玻璃看看远方。我喜欢最后一门结束后在考点学校的操场上走一走，在附近的街上逛一逛，喜欢查询成绩之前那阵无比刺激的心跳。这些，都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朴素而自然。
形形色色的专业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专业学位可能是我最感慨的一个。2001年北京申奥时我还小，和爸妈一起看电视。中国代表团的七个演讲者，除了一位以外，都用英语发言。中国人的英语发音不能强求，但当其中一个人开始说话时，发音非常优秀，和别人差别巨大。抬头仔细一看，是杨澜，底下的小字写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就觉得拿到这所学校的学位应该很酷吧。再加上我爸妈都是英语专业出身，北外相当于图腾，叠加了更丰富的含义。一路走来，我没有很惦记这件事，但当2020年底真的拿到了这个学位，跨越近二十年的思绪仿佛一朝有了归宿，尽管它连封皮也没给。
北京电影学院的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学位也让我印象深刻。由于当时正赶上北影取消自考，自己所就读的专业成为绝唱的同时，由于没有了自考相关的组织，在毕业阶段我和北影本校学生走了相同的流程，一样可以穿本校学位服拍照，参加毕业典礼。我参观北影的校史馆，进门处整整一面墙密密麻麻的都是奖杯；我在表演学院外驻足，不知道那里藏有多少未来的红星。那是我的第一个艺术学学位，我拿着那个装帧精美的本子，在北影校园里坐了很久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帅哥靓女。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和这段神奇的旅程说再见，还是说你好。
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答辩让我十分感动。当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当代短篇科幻小说题材流变的论文，文中对十年间《科幻世界》的约500篇刊文进行了逐一分析和标注，颇下了一番功夫，这番功夫也得到了答辩老师的认可。答辩现场，陈述完论文，老师的第一句话不是问论文，而是问我想不想读硕士。在我回答自己已经是硕士后，又问我想不想读博士，如果想读的话，他可以向专门研究科幻的吴岩老师推荐我。来自专家教授的推荐，是每个学子所梦寐的事情，可能仅仅几句话，深造的道路便会不同，非知根知底不得行矣。我和答辩老师素昧平生，他肯这样毫无保留地引荐，不求任何回馈，那种传统文士的风骨令人动容。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吴岩老师便移步到了其它学校，全国唯一的科幻文学博士点也随之消失了。
法律、文化产业管理、摄影、旅游管理、动画、教育技术学、商务管理、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我用不同的专业探索着自己认知的疆界；播音与主持艺术、新闻学、会计、安全管理、工商管理、广告学、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不同的专业中，我披荆斩棘，始终在路上。
单纯从数量上，学历也能带来简单的快乐。我前后拿到了七个北大的学位，召唤神龙的同时，注意到署名来自四位校长，继续搜集下一个北大校长的签名也成为了新的念想。
当然，数量太多时，也偶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按计划，在2020年初， 我将同时毕业两个专业，自考类的学历总数达到11个，而现有学历编号规则下，同一个人的名下最多容纳10个自考毕业证编号。没人知道第11个强行录入后会发生什么。为了不让学信网崩溃，在一个搞过考试工作的朋友的建议下，我选择了“自首”。
“隐姓埋名”考试9年后，我在疫情尚未散去的日子里，拖着不久前爬山受伤的腿，拄着拐，去北京教育考试院递交情况说明书。考试院也不敢瞎搞，手动修改了我的其它位数字，避免强行录入真的让学信网遭到不测。当然，以我粗浅的信息科学知识对数据库的理解，最可能发生的意外，是将我的第一个学历自动抹去，那样的话我会用拐削他们，一定会的。
然而这样一来，我考了很多学历的消息就被考试院知晓了。考试院下属的刊物《北京考试报》得知了此事，希望做一个采访。我接到他们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和采访目的后，似乎笃定我会欣然接受这个上报纸的机会，连停顿都没有，就直接让我记录下他们的问题，要我给出书面回答。但我拒绝了采访。过了几天，我再次拒绝了他们的邀请。
我只想继续默默考试，享受考试，不想被打扰。相比考试的结果，我更在意中间的过程，就像比赛的胜利固然美妙，但对一个热爱比赛本身的人来说，中间的过程才是比赛的意义。它是超越胜负的。所以，我并不需要这样对学历数量猎奇的采访，它所展示的形象也并非我本来的样子。
寒来暑往，我的学历和学位继续增长，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拿到手、正写毕业论文和依然在考的学位加起来，已经逼近了三十大关。
有时候，我也会对一些非学历的考试感兴趣，比如参加过中国书画等级考试中的动漫画科目，同一些孩子和老人同场考试，拿到六级；参加过导游资格考试，备考时一边对着导游词，一边逛景点；参加全部四个级别的计算机等级考试，只为了把证书的颜色凑齐一套。当然，也参加“正经”一些的考试，比如用50天通关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五天狂刷8000题，解决了二级心理咨询师；用几乎一个通宵的血战，搞定了中级经济师。这是我第一次将这些时间书写成文字，它们短得如此夸张，对其他考生显得不够尊重。但我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挑战过什么、积累过什么，当把过往的付出加在里面，这些时间一点也不夸张。
当然，考试与学历不是万能的。再神奇的考试也敌不过时间的流逝，摆不平感情的纠葛。佛曰七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人之常哀通过考试一样也解决不了。就连纯粹的知识，考试也有巨大的盲区。侧重“术”的考试相较侧重“道”的学术，并不在一个层次上。譬如宗教学和哲学的思想、人文学科中思辨性开创性的内容，譬如生化和工程学科中的实验探索、语言类学科所需要的漫长积累，都不是考试力所能及的。
但考试依然有意义。不仅仅是应试的、知识的、能力的，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我持续成长和持续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并区别于把学业作为求职筹码和向安居乐业靠拢的常规模式。
我大概已经从应然的状态进入到了自然的状态。选修课程、参加考试，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带给我什么，而是因为有趣，因为喜欢。也许有一天我不喜欢了，便会潇洒离开，去探索有限生命中新的可能。人生便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我不再是那个执念于学业的少年，我同他达成了和解，然后携手向前。仙剑问情中有句歌词我很喜欢，“放下吧，手中剑，我情愿。”我由内心的桎梏挣脱而出，看过花花世界鸳鸯蝴蝶，最终又回归到内心的平静。那些我曾经历过的，好的、坏的、痛苦的、开心的，都成为了生活的质感。
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
写这个故事，似乎也是在和过去的自己道别。
我一直不敢将它写完，生怕有什么遗漏会抱憾，又唯恐平面的文字根本不具有描摹这些岁月的能力。更怕的是完稿后，它会拥有自己的生命，不再专属于我的头脑，在某一天不辞而别，将我留在孤独的世间，面对着空空如也的回忆。
但我还是将它写完了。现在，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平日里，我经常被问到，“学这个干啥？”“考这个有什么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是不知所措。我会在瞬间回忆、怨念、感恩，会闪回生命中的高光与低谷，然后很诚恳的回答：“没用。”
但这样就把天聊死了。这个故事可以帮我解释。它耐心，细致，忠实，它就在那里，呈献给愿意读我的人。这是关于我的故事。
然后我就可以奔向下一段旅程。那里没有目标，没有终点，有的只是无数的风景。我喜欢风景。
当然，如果可能，我愿意将所有这一切重新来过。
不为做得更好，只因过程已经足够美丽。
*这篇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4月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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